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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歷史形象的演變:《三國演義》里的曹操,是真的嗎?(終)

網絡整理 2019-06-01 最新信息

在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曹操形象更為飽滿、復雜了,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寫“好人絕對的好,壞人絕對的壞”的“傳統思想和寫法”,把這一人物置于紛繁的矛盾沖突之中,從各個方面進行了精心刻畫,使之成為立體的、多層面的有機體。在作品中,他既有攻城掠地、暴虐害民、甚至血洗徐州之類的暴行,又有“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和嚴紀愛民的作為。上述種種,看起來是相反、對立、沖突的,但在曹操身上卻顯得那樣和諧,這是矛盾、統一的完美、集中體現。

曹操歷史形象的演變:《三國演義》里的曹操,是真的嗎?(終)

“奸雄”是《三國演義》中曹操形象的基本特點,“奸”與“雄”的矛盾與統一也是曹操形象復雜性的具體表現。從全書總的傾向來看,作者對曹操的態度是有貶有褒,但貶多于褒,作者著力突出的是他的“奸”,清人顧家相就曾經說過:“蓋自《三國演義》盛行,又復演為戲劇,而婦人、孺子、牧豎、販夫,無不知曹操之為奸”。

眾所周知,《三國演義》是一部“世代累積型”的歷史演義小說,它的成書有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在創作中,作者主要以《三國志》、裴松之注以及《通鑒綱目》等“正史”為依據,但又大量吸收了民間傳說以及雜劇、話本等民間藝術中的有關內容,它是三國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長期以來流行的三國文化在文學領域的一大總結。作品中的曹操形象,帶有千余年來各種文化的印跡,又傾注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美學理想,體現了作者鮮明的政治觀念、歷史觀念、道德觀念和愛憎態度,因而這一形象具有非常豐富的文化內涵。

首先,對曹操的否定,表現了作者“善善惡惡”的倫理道德觀念。

曹操歷史形象的演變:《三國演義》里的曹操,是真的嗎?(終)

中國文化是倫理型的文化,傳統價值觀重倫理道德而輕個人才智,重道義而輕功利,對人物的品評也往往是用道德判斷取代價值判斷,因此,在對人物作審美觀照時強調真、善、美的統一,而首先著眼于善。在《三國演義》中,作者對曹操的否定,實際上也主要是在道德上的否定,這在作品中主要是通過與劉備形象的對比體現出來的。

曹操和劉備是作者著力塑造的人物,在二人身上,不僅集中地表現了封建時代政治家的不同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品質,而且形象地體現了中華民族不同的道德觀念。對此二人,作者一直是自覺地作為兩個對立的藝術典型來加以塑造的,正如小說中劉備所云:“今與我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

縱觀整部小說,兩人確實事事處處顯示了這樣一種性質的對立,而寬仁與殘暴、忠義和奸險成了最大的區別。作者對兩人的態度是尊劉貶曹,這實際上就是尊崇仁愛,貶斥殘暴;尊崇忠義,貶斥奸詐。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這種褒貶歸之于封建正統觀念而一筆抹殺。正如孫遜先生所說:“作者在這個問題上所采取的立場,正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要求和選擇。即:在政治思想的選擇上,人民愿意選擇王道仁政,而不愿要霸道苛政;在對待政治家的選擇上,人民寧愿選擇一個干略相對稍次的仁慈之主,而不愿要那種雖有雄才大略卻奸詐殘忍的暴君;在社會道德的選擇上,人民則崇尚忠義,而貶斥奸詐”。

其次,褒劉貶曹,表現了作者渴望明君仁政的社會理想。

曹操歷史形象的演變:《三國演義》里的曹操,是真的嗎?(終)

作品中的劉備是“中山靖王之后,漢景帝閣下玄孫”,因此,尊劉貶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傳統歷史文化中“正統”觀念的影響,但這不是主要的。作者對劉備的歌頌,主要是因為他自身的優點,即寬仁愛民,待士以誠,因而將他視做理想的明君。相反,作者筆下更正統的漢獻帝、劉表、劉璋等則沒有一點光彩,甚至劉備的兒子劉禪也是以一付不討人歡迎的面目出現的。與劉備相反,作者是把曹操作為封建時代奸臣權相的代表來塑造、來批判的,這更多地受到了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影響。

早在先秦時期,孟子就提出了“民為國本”和“政得其民”的思想,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稍晚的荀子也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這一關于君民關系的形象比喻,對歷朝統治者都有一定啟發。總之,“民為邦本”、“使民以時”、“民貴君輕”等是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三國演義》中的曹操是一個極端利已主義的典型,“寧使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集中體現了他的人生哲學,這決定了他一生的活動軸心就是他的個人利益。

作品中的曹操以求賢愛才著稱,但對下屬卻一味使用機詐權術、殘酷不仁,“夢中殺人”,“借首”平忿,誅許攸,殺楊修,不一而足,就連為他立下汗馬功勞的謀士荀彧也難以幸免。在作品中,作者曾借劉備之口對曹操的這一特點作了描繪:“曹公只可同憂,不可同樂,若心一變,死無地矣!”張松也有類似的評論:“曹操輕賢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這種極端利己主義的行為,正是作者所深惡痛絕的。

第三,對曹操有貶有褒的態度,表現了作者在品評人物上,推崇智勇的審美觀念。

如上所述,中國傳統的價值觀是重倫理道德而輕個人才能,重道義而輕功利。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在對自己筆下的人物作審美或歷史的評價時,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這種傳統價值觀的局限,從不同的角度展示人物的功績和價值,特別是肯定了功利的價值,這在對曹操的態度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作者在塑造曹操形象時,不是一味地貶低,而是在突出其“奸”的同時,也著力描寫了他“雄”的一面。在曹操身上,奸臣權相的本質是他的核心性格,另一方面又有雄才、機智、豪爽、愛才和富有政治遠見等特征。在曹操出場時,作者就寫下了贊美之詞:

為首閃出一個好英雄,身長七尺,細眼長髯。膽量過人,機謀出眾。笑齊桓、晉文無匡之才,論趙高、王莽少縱橫之策。用兵仿佛孫、吳,胸內熟諳韜略。在曹操身亡時,作者又引陳壽的話贊揚他“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對曹操的雄才大略以及統一北方的功績都做了充分的肯定。這表現了羅貫中獨特的英雄史觀。

作者這種審美觀念在全書中多有體現。

曹操歷史形象的演變:《三國演義》里的曹操,是真的嗎?(終)

作者品評人物的最高標準是“忠”和“義”,小說中諸葛亮和關羽形象堪稱其代表。此外,對智慧、英勇、剛毅、嚴正、賢良、博識、善辯,不畏,勤于王事之士,以及忠、孝、節、義者,無不熱情地歌頌之;而對喪權廢國的庸弱昏憒之君,專權亂國的奸佞之臣,以及諂媚小人,作倀丑類,無不憤怒地鞭撻之。這種褒貶原則,既有傳統文化影響的痕跡,又有對傳統文化一定的超越,體現了作者特有的審美觀念。

要言之:作為小說人物的曹操,是《三國演義》中,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復雜、最典型的人物形象之一,撇開社會道德的評價,曹操作為一個藝術形象是相當成功的,不可多得的。曹操形象的形成,有一個由歷史人物不斷藝術化、小說化的歷程,其間深受中國傳統文化來自各個階層、各個方面的影響,因而這一形象具有極其豐富的文化意蘊。曹操形象是中國傳統文化長期積淀的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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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文化的理想國(今日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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