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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水利”——史話唐代漕運與國運興衰

網絡整理 2019-06-13 最新信息

唐代漕運與王朝興衰

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分析大唐帝國消亡的原因時指出:“自安史亂后,長安政權之繼續維持,除文化勢力外,僅恃東南八道財賦之供給。至黃巢之亂,破壞此東南區域之經濟,斷絕其汴路運河之交通。而奉長安文化為中心,仰東南財富以存立之集團,遂不得不土崩瓦解而大唐帝國形式及實質均于是告終矣。"

隨著唐朝中期華北藩鎮與中央日漸疏離,汴河成為長安一洛陽政治中心的生命線。唐末中原割據勢力切所汴河水路,后周對建都開封后開始汴河的治理,隨即是唐朝的終止和新的王朝一宋朝的興起。

一,漕運制度建設及其變化

唐建都長安,高祖至太宗時(618-649年)由汴河調運長安的糧食每年約十萬石。運往長安的糧食需要從汴河西運口河陰轉運至長安。開元朝對漕運制度做了重大改革,即在水陸運輸交換的樞組位置修建轉運倉,通過完善運輸組織,提高了運力。

唐朝水次倉的布局,初以隋代為基礎,中期以后有較大的調整。唐初,通過漕運抵達關中的漕糧不過二十多萬石。在裴耀卿理漕的開元年間(713741年),年漕運量超過二百萬石,已為唐初十倍。天寶二年(743年),韋堅為水陸運使,年漕山東粟四百萬石。唐后期,再降至二十至四十萬石不等。

唐初基本沿用隋代留下的含嘉倉、虎牢倉、洛口倉、太原倉、永豐倉等漕倉。咸亨年間(670-674年),開始在東都洛陽重建河陽倉,新建柏崖倉、洛陽倉,形成了以洛陽為中心,準汴、河汴轉輸關中的轉運倉格局。

“王朝的水利”——史話唐代漕運與國運興衰

裴耀卿漕運改革方案

開元二十ー年(733年)京兆尹裴耀卿稱:"昔貞觀、永微之際,祿廩未廣,每歲轉運不過二十萬石便足。今國用漸,漕運數倍尤不能支。從(東)都至陜,河路艱險,既用陸運,無由廣致。若能兼河漕,變陸為水,則所支有余,動盈萬計。"他因此建議在汴渠與黃河相交的洛口、河陰,在黃河、渭河、漕河中轉處置漕倉。玄宗采納了他的建議,任命裴耀卿為江準河南轉運使。在裴耀卿主持漕政期間,于黃河入汴的河陰縣設輸場并置河陰倉。

江準漕糧運抵輸場后入倉,船自汴渠返回。然后轉船由黃河至洛口,由洛水至含嘉、洛口等倉,以下再由陸運,繞過三門峽河運之險,抵黃河三門峽東岸集津倉,然后過黃河運至河南岸陜州太原倉,溯河水至潼關附近的永豐倉,經漕渠或渭水直達長安。

在開元ニ十ニ年(734年)至二十五年(737年)三年間,經過汴渠運往關中長安的漕糧達到七百萬斛,創下隋唐時期最高漕運量,歲省陸運開支三十萬貫。裴耀卿對漕倉和輸場的調整意義重大,為優化運河運輸組織創造了條件。

自此以后在河汴交會處,由河陰倉、集津倉、鹽倉,加上原有的含嘉、太原、永豐等倉,構成了河陰汴渠與黃河運口水運樞組區域的倉儲體系,加強了向關中轉輸的能力,從而改変了以洛陽為終端的倉儲布局。汴河口原有隋留下的虎牢倉,但是汴河口水流湍急。裴耀卿放棄虎牢倉,在汴口東北岸建輸場及河陰倉,并置河陰縣,此后從汴河上行的漕船,可以直輸河陰倉。安史之亂時,汴渠斷航。

廣徳二年(764年)第五琦、劉晏重開汴渠。其后劉晏職掌財政管理漕運三十余年,他汲取裴耀卿漕運轉輸的經驗,根據運河、天然河流的水流條件,創造性地制訂了漕運分河段轉般制,對水運交通管理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劉晏漕運轉般制的核心是"緣水置倉",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分河段轉運。劉晏于揚子縣興建了揚子倉,這里南臨長江,北界準泗,東接揚楚,西控滁濠,是江南漕糧北上的必經港口,也是連接準汴的重要樞組。從而在大運河上形成了三處重要倉場:揚子、河陰、永豐三倉,它們分別位于運河與長江、黃河、渭河交匯的運口樞組。劉晏的轉般制在完善的漕倉布局下得以全面實施。

這就是所謂的"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ー十萬石,無升斗漏者"。

轉般制充分利用河道的水流特點,使船只和船工更適應本河段航行,保障了航行安全,減少運輸成本。唐后期劉晏施行的漕運轉般制,通過漕倉的調整,將此前河汴轉運中心南移于揚子,適應了唐后期江南漕糧日益增加的形勢。

“王朝的水利”——史話唐代漕運與國運興衰

劉晏主持的漕運改革方案,及漕運路線

二,唐王朝各時期水運情況

自唐高宗(650-683年)以來,一方面隨著政府組織機構擴充,官員數量迅速龐大。另一方面,唐的軍隊由府兵制改為募兵制,官員廩祿和軍隊的給養急劇增加,對江準的糧食和其他物資更為依賴。

高宗至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年)的八十多年間,經常因為關中糧食欠缺,朝廷和部分官員臨時性搬到洛陽居住,武后時更是常駐洛陽了。玄宗時,不得不對漕運制度進行較大的改革,并大力整治關中漕渠,以改善長安的物資供給。

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宰相裴耀卿實施漕運轉般法,將運河與天然河流分開,通過中轉地倉儲集散,改善了江準至長安的運輸,從此唐朝皇帝及百官不再往洛陽就食。

天寶元年(742年)陜州刺史韋堅循漢關中漕渠舊跡重開漕渠,這條與渭水平行的運河,引渭水西起長安宮城西的禁苑,穿過灞水和滬水,東至華陰永豐倉再入渭水。又于長安開廣運潭,作為運河終點的碼頭。關中漕渠開通后使原來的牛車運輸的陸運改為水運,天寶三年(74年)運抵長安的江準糧食達到四百萬石。因漕運的改進,其他物資也由運河源源不斷運至關中。韋堅曾經在廣運潭舉行了前所未有的“博覽會”。

韋堅預先從東京洛陽、汴州、宋州調來三百余艘漕船入長安。屆時,裝載有江淮各地以及南海的物產,以及隨船衣著華麗的歌伎和著鼓笛次第入潭,船至望春樓下,圍觀者人人駭視,玄宗大喜,賜潭名"廣運潭"。

裴耀卿漕運制度改革,韋堅關中漕渠的建設,通過運河將大唐帝國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緊密地聯系起來,將盛唐的輝煌推向了極致。

“王朝的水利”——史話唐代漕運與國運興衰

代宗《緣汴河置防援詔》稱:"自東都至準泗,緣汴河州縣,自經寇難,百姓凋殘,地闊人稀,多有盜賊,漕運商旅不免艱虞。宜委王縉各與本道節度計會商量,夾河兩岸每兩驛置防援三百人,給側近良沃田令其營種,分界捉搦“。

戰亂平息后,轉運使劉晏與戶部侍郎第五琦管理漕運和國家財政。首先是于運河兩岸派遣軍隊駐防,并在運河沿線大舉屯田。在劉宴、第五琦的主持下,很快疏浚了汴渠,使大運河恢復全線通航。

在當時運河兩岸亂兵搶劫、治安混亂的情況下,劉宴將江南漕運船隊組織起來,每10船為一綱,每綱300人以軍將統領,其中船工50名及押運士兵200多名,自揚州護送漕船至河陰。這一漕運管理制度,后來被用于明清時期的京杭大運河運輸管理中。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因中央政府在汴州筑城,激起據有淄青等州(今山東大部)的藩將李正己以及據有魏博等州(今河北、河南及山東西部)的田悅的反抗。叛軍以屯兵控制運河上的重鎮徐州、埇橋(安微宿縣北)、渦口(安徽懷遠縣)等,阻止江準漕船北上,由此切斷了唐朝的生命線。

是年十一月唐朝軍隊擊敗叛軍,汴河通航。建中四年(783年)駐守準淮西的李希烈軍攻陷汴州,江準漕運再次中斷。長安被叛軍攻陷,德宗避難于梁州,運河中斷了水運功能。

興元元年(784年)五月李是統率的官軍收復了長安,七月徳宗返京,十ー月收復汴州。由于四年運河不通,江準糧食不至關中,加上連年干旱,關中發生了嚴重的糧食危機,幾乎動搖唐朝政權的根本。

貞元年間(785-805年)汴河沿線發生過五次大規模的叛亂,北運糧食和其他物資經常被亂兵搶劫而去。貞元十五年(799年)韓弘任汴州刺史,此后他坐鎮汴州21年,整頓軍紀及地方治安,汴河再次恢復暢通。

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年)隨著汴州兵亂的停止,汴河暢通無阻,江準的米大量運往關中,解決了困擾長安多年的糧食問題。

唐末,割據準南的楊行密與以汴州為根據地的朱溫兩大軍事集團在準河以北的爭奪,使汴河再次漕路中斷。朱溫簒奪帝位在汴州建立后梁政權。后梁有過打通運河的努力,但終因國力不足而失敗,此后后唐、后晉和后漢也曾屢屢如此有過開通的舉措,但均未能達到汴河全程恢復的目的。

“王朝的水利”——史話唐代漕運與國運興衰

本文作者:申報七十七載(今日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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